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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突然下发一份紧急通知,要求与经济工作相关的各个部门取消春节休假,立即集中起来研究制定当年的经济政策。
时任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动员会议告诉大家,形势非常严峻,1998年的中国经济将不能再依靠外贸,必须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国内来。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是经济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们明白,按照这个方针来修改经济方向,就是要让航空母舰来一个急转弯。
这个转弯能不能成功,究竟会掀起多大的风浪,谁也说不准。
简单地说,这种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并不相符,但朱镕基要的就是在危机重重之中,逆势而上,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奇迹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我国为什么要突然大幅度更改国家经济政策,朱镕基为何如此笃定,要将经济重心逆势转回国内?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巨大的浩劫:亚洲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高层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资本巨鳄,将在1998年卷土重来对东亚国家进行二次狙击,而香港则是他们的重点目标。
“乔治·索罗斯”这个曾经令全世界金融家们为之震颤的名字,究竟是什么人物,他真的有如此之大的能量,掀起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将东亚各国逼得倒退数十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人们对索罗斯当年在东南亚的一系列谜一般的操作,感到无比震撼,不少人甚至将其神化。
客观来说,索罗斯在整个东亚金融危机中,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他和他的量子基金只是趁着这股大浪抓住了机会,赚到了平时赚不到的巨额利润而已。
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索罗斯,东亚国家依旧会遭受巨大损失,只不过,危机可能来得不会那么急,那么烈,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显现出来而已。
形象地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巨大的风浪,而索罗斯以及同他一道的金融巨鳄们,就是那些找准风口被吹到天上的“猪”。只不过,这群“猪”,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群!
这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遭受了重创,为什么香港能够一枝独秀,于风浪之中屹立坚挺?所谓的“逆经济周期调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提起他们,就会让我国的经济学家为国运感到担忧?
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人都认为,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巨鳄,利用金融漏洞从东亚国家身上榨取了巨额利润。
而西方主流媒体则宣称,东亚各国在金融管理制度方面有巨大的漏洞,金融危机的隐患早已埋下,自食恶果是迟早的事情。
他们甚至指出,香港在英国近百年的治理之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金融管理体制,才最终顶住了金融海啸的冲击。
这两种说法在网络上有很大的市场,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另有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要追溯到此前美苏两国的“冷战”。
二战之后,美苏两大阵营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国竞争,而这种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竞争,给两大国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并为后来的世界格局埋下巨大隐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苏两国开始了在太空领域的激烈竞争,美国方面开启了星球大战计划,率先实现登月。苏联方面也不甘落后,不久便在太空建成了“和平号空间站”。
和平号空间站虽然号称“和平”,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苏联人原本是要将它打造成一艘“空天航母”,这座空间站在加装武器之后,不仅可以直接击毁对方的卫星、航天器,还可以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为了应对苏联,美国大力发展军事信息化建设和弹道导弹体系,力图以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和超远距离武器来应对外部威胁,而这正是苏联的软肋。
这一系列的竞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双方都受到了巨大损失,可谓两败俱伤。
最终苏联没能挺住,在1991年宣布解体,一代强国终究落得了个分崩离析的结局。
美国虽然挺了过来,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越战、滞涨、能源危机、内部矛盾等一系列的病症压得他们苟延残喘,要不是在80年代用《广场协议》狠狠地敲了日本人一笔,他们也未必能耗得过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如释重负,终于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面来了。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增长点呢?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和苏联冷战时期的“信息化建设”上面。
克林顿在竞选时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要在全社会推广互联网,也就是要开启“互联网时代”。美国人提出的这个计划,对全世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巨大的威力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美国人早在7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信息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尽管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早在70年代中后期就建立了苹果和微软,但他们的黄金发展阶段,却是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
微软乘上了互联网发展的东风,而苹果则是在移动互联网发力之后,开始在全球攻城略地,因此互联网才是信息革命的基础。
早在六十年代末,美国人就已经建造了信息网络,那时候仅在美军内部使用,这个网络的名字叫“arpanet”阿帕网。
1990年,美军新一代内部通信网络建成,阿帕网在美军内部的使命正式终结,美军将阿帕网交付给民间使用,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Internet”,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因特网”或者叫“互联网”!
美国要进行互联网革命,这时候,他们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所以美国人要让全世界都用上互联网。
可是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个计划和亚洲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系。
互联网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同时还要在软硬件技术方面进行快速研发更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种东西来实现,这种东西就是“钱”。他们需要大量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这场革命之中。
当时,美国人手上的钱并不多,并不是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可能让钱躺在银行里,钱全部都在世界各地的传统产业中运转着,他们必须把这些钱从全球各个角落抽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亚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自身的改革和努力,而是赶上了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便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日本也同样面临着这种情况。
日本在80年代初被美国人狠狠地坑了一回,他们开始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国外,不再全部绑定到日元上,以此防止陷入同样的圈套里面。
这里我们另外提一点,日本在海外投资的产业规模和收益,都要大于他们的国内产值(GDP)。因此,对于日本不能仅看GDP,日本人在海外赚了很多钱,拥有很大规模的资产。
他们转移产业的方向就是廉价劳动力丰富的东亚,也就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亚洲四小龙”,实际上不止四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多少也都沾到了光。大批的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让他们的经济走上了高速路。
不过,这些穷国在国家治理,尤其在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非常欠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他们有些飘飘然。
以泰国为例,他们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也就是泰铢紧跟美元,始终将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25:1的框架之下,而泰国政府对泰铢的买卖并不设太多的限制。
这种做法具有一定优势,但前提是经济一直向好,有持续的投资进入泰国,让泰国当局手中保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就是持有大量美元。
克林顿上台之后,立即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付诸实施,欧美包括日本的产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着手大规模从东亚撤资,投入互联网产业中去。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美元为世界唯一通用货币的情况下,一旦某国或某地区的美元被突然抽走,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很显然,结果就是灾难,就是金融危机。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游资,提前嗅到了风暴来临之前的味道,他们以极为高超的金融手段发起了针对东亚国家的“狙击”。
所谓狙击,就是做空行为,我们以泰铢为例简单讲一下这种操作模式。
他们早就预料到了泰铢会贬值,所以提前借出泰铢。例如,他们首先从泰国借来25亿泰铢,再卖到市场上,按照原有汇率可以得到1亿美元,这时的交易是平进平出,不亏不赚。
泰国方面要维持利率稳定,当市场上多出25亿泰铢时,他们就必须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1亿美元来买入。
但当泰铢汇率发生突然大幅下跌时,情况就变了,这就不是泰国政府能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能解决的事情了。
例如,当国际撤资导致泰铢汇率下跌一倍,也就是达到50:1时,国际金融投机机构只需要还给泰国5000万美元就可以了,左手倒右手净赚一倍利润。
这些国际投机商往往都是集体行动,手法娴熟且动作迅速,泰国对泰铢进出的宽松管制政策,成了他们能够得逞的巨大漏洞。
实际上,当时索罗斯他们对东亚各个国家都实施了狙击,之所以狙击泰铢成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因为泰国的管理过于疏松,应对不力,所以损失也最大。
当年,韩国、台湾、香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受到了重大冲击。韩元的汇率一天之内跌到了1008:1,令人瞠目结舌。
如果任索罗斯之流肆虐,这些国家的经济将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国政府必须立即出手救市。
可是此时大批的外资已经撤出,政府手上已经耗空了自己的外汇储备,无奈之下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
当时只有IMF有钱且愿意借给他们以度过危机,但这钱不是白借,除了利息不低之外,还附带有一些苛刻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大家只需要知道,对于借钱的国家来说,这些条件就只有四个字“丧权辱国”。
然而,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只能咬着牙接受了这些条件,只有马来西亚传奇总统马哈蒂尔坚决拒绝了IMF的无耻条件。
当他看到这种条件时,愤怒地宣布马来西亚宁可闭关锁国,也不会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主权,再让给殖民主义者。
马来西亚强行宣布该国货币林吉特与美元脱钩,这等于放弃了对林吉特的保护,真正关闭了国门。马来西亚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在多年后得以恢复。
这场经济危机刚开始只在东南亚发生,因此也被称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来波及了韩国,而韩国当时有很多日本投资的企业,日本受到了波及,所以又被称为“东亚金融危机”或者“亚洲金融危机”。
不过,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两个特例,一个是中国香港,另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之所以要分开来讲,是因为二者遭遇的情况不同,应对方略也不一样。
1997年10月份,索罗斯率领国际资本对港币发起攻击,此时的香港刚刚回归祖国,脱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西方资本自然不希望看到香港继续繁荣。
不过,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这里本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人勤奋又聪明,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无论是华尔街、伦敦还是东京的手段,香港都不陌生,因此对索罗斯等人早有准备。
此外,香港当时的美元储备将近1000亿,国际游资未必能有这么大的胃口。
当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上大肆抛售港元时,香港金管局立即大批买进,游资抛多少,金管局就吃进多少,双方厮杀得十分激烈。
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强行限制港币流动性,严格控制大宗资金交易,不让游资轻易地收到港币。
为了控制市场资金的流向,金管局还在短时间内将银行利率提高了280%,如此高的利率,资金大量流入银行,导致股市暴跌。
令人没想到的是,游资早就意料到了金管局的招数,为以防万一,他们保留了部分资金,在股市暴跌的时候趁机抄底,最终从股市赚取了大笔利润。
1997年,香港在和国际游资的交手中保持了港币汇率,赢得一局,但香港股市被游资抄底,双方基本打平,但香港略有损失。
香港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坚定地表示全力支持港元地位,同时承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正是有了如此强大的后盾,香港才有了足够的底气与巨鳄较量。
1998年,国际炒家攻击的重点目标是印尼,印尼也遭受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甚至因此爆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
东南亚再次掀起腥风血雨,导致了日元汇率也开始下跌,金融危机更加严重。随后,他们果然再次大举进攻香港。
香港金管局吸取了前一年的经验,在汇市和股市做了两手准备,国际炒家也集中了大量资金,在股市、汇市和期货市场同时发起进攻,妄图一战定乾坤彻底拿下香港。
金管局在汇市大笔吃进港元的同时,抱定与游资决一死战的决心,拿出外汇基金直接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直接进场与游资厮杀。
这一次国际游资做了充分准备,资金量非常充足,他们估算拼到最后,香港金管局必定弹尽粮绝而投降。
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香港,低估了香港人以及站在香港背后的中央政府。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西方媒体开始散布各种谣言,煞有其事地唱衰港元,香港上空顿时被绝望的氛围所笼罩。
在最危急的时刻,香港本地的大型企业,富豪群体主动站出来力挺金管局,香港人也对香港充满信心,不但没有在悲观氛围中抛售港元,反而积极买进港元资产和股票,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
最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面对世界强势表态:坚决支持香港金管局,坚定力挺港元。
很快,国际上的风向开始扭转,各路消息纷纷传出,不排除中国央行在关键时刻会直接出手参与香港救市。
中央强硬表态之后,香港市场立即稳定了下来,国际炒家折戟沉沙,在香港遭遇巨大损失,只得立即止损退出。
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了俄罗斯身上,但俄罗斯采取了果断措施,让他们再次惨败而归。
香港不仅险中取胜,并以大胜而告终,现在咱们来看看中国当时面临的危机。
有人认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实则不然,因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很快,外贸已经占了GDP的70%,是当时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意味着外贸份额将大大减少,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国际上称中国经济将迎来一场“硬着陆”,大部分机构对此持悲观看法,因为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97年的金融风暴挺过去了,接下来的98年该怎么办?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靠外贸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当时存在“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一重过剩:生产力过剩,外需不旺,定然导致我国出口生产力过剩;二重过剩:劳动力过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农村出现大批过剩劳动力。
双重过剩严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低,消费不旺,中国即将出现第一次内部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不是金融危机那么简单,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过剩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
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林毅夫也给出了方案,借鉴“罗斯福新政”即国家直接出手干预经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释放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将大批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时的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朱总理听取了多方意见,又会同各部委、各方面专家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强力宏观调控政策。
基调确定之后,各部委立即开始调整,批复并延展了大批公共设施项目,在那个时候国内开建了大批的高速公路和其他公共项目。
但这些依旧无法消耗掉巨量的“双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提出了著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年宣布投入三万六千亿支持西部开发。
也正是有了这个宏伟战略规划,从那以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了快速发展,为后来西部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时国家手上并没有太多的钱,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外汇储备,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
为了解决投入资金的问题,国家发行了大批国债,据统计整个西部大开发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是来源于国债。
国内外对中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国债的销售情况火爆,资金筹集也非常顺利,而这些策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这艘巨型航空母舰竟然真的实现了稳定的硬着陆。
西方媒体一提到这段历史,往往用“专制专权”或“非市场经济国家”等词语来批判中国,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当年的强势调控,中国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如果当时出手不够果断,后果还真的不堪设想。
1998年香港遭遇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香港之所以能够险中取胜,这与中央的强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香港金融危机,朱镕基表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无疑给香港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中央支持,港府下场,决战香江,在东南亚、东亚损失惨重的情况下,香港局势逆转,最终取得胜利。
时隔几十年后,有人提起这段故事,仍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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