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朝最后一个首都，在公元前二千年成为欧亚大陆最大的金属消费国之一。然而，尚不清楚人是如何设法维持如此大量的金属供应的。

通过考虑考古背景下青铜器的化学分析，本文表明的金属铸造和流通受到社会等级制度的有效控制。

属于富豪等上层精英的物品，尤其是青铜礼器，是通过严格控制的合金化工艺（初级）使用非常纯的铜制成的，而下层精英只能使用二次合金化工艺和含有更多杂质的铜制成的青铜器。

这种对比使学者们能够识别出那些不太可能通过混合和回收制成的物品。

一、金属的定义

金属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材料之一。与其他天然材料不同，例如石头，理论上它可以无限循环利用。

考虑到地球上金属矿床的稀有性，这种可回收性不仅赋予金属公认的技术或功能工程优势，还赋予其经济、社会、文化和仪式意义的额外维度。

例如，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的兴起部分依赖于进口物品的回收，以维持这些物品以当地喜欢的形状和风格生产本土金属资源稀缺，因此这些进口物品被用作原材料来源。

在后期，随着考古和考古数据的出现，可以获得更多的文本信息，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物品的精神和宗教力量以及回收利用如何影响这些力量的具体知识。

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金属回收。

在其早期王朝，生产了大量非凡的青铜器皿。他们受雇参加宴会，为祖先祭祀提供食物和饮料，表明社会地位并具体化仪式活动。大量珍贵的原材料，包括铜、锡和铅，都用于生产这些器皿。

这也表明工匠很清楚这些青铜器是为谁制造的。从更广的角度看，偏爱青铜礼器是特有的现象。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许多其他地区，最典型的青铜产品是武器、工具和个人装饰品。

更广泛的问题是实施了什么战略来确保青铜时代维持金属生产所需的可持续供应，第一个王朝显示出压倒性的考古和文字证据表明大量金属被移除来自当代金属流通并沉积在墓葬中。

迄今为止，由于缺乏当代文字记录，对回收利用的研究在受到限制。一些青铜时代晚期的东周青铜器，可追溯到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56年，上面有铭文，提到在铸造新礼器的战争后武器被熔化。

另一方面，东周书籍《周礼》记载了六种针对不同物体类型的特定合金配方，其中均未提及再生金属是商朝最后的都城。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部分原因是在众多精英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属，但也因为社会等级制度使墓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显著差异不仅体现在金属制品的质量和数量上，还体现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人类/动物牺牲的数量、墓室的大小、位置和方向，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财富。

仅在妇好墓中就发现了重达1.6吨的惊人金属，这充分体现了的生产规模,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完整的王室顶葬墓葬,但她只是武丁王的妃子之一，而且是绝非14日安葬的最重要人物。可分为四个年代，所有王陵都位于西北岗。

尽管一再遭到掠夺，但仍有许多迹象表明，它们的陈设也很丰富，而且比付豪的坟墓大七倍这表明在她坟墓中发现的金属数量只是冰山一角。

为了维持如此巨大的金属生产量，一定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它不仅能够从500多公里以外的偏远地区获得金属，而且还能生产种类繁多的金属目标和满足许多人的不同要求。

二、高/低精金属组合的合金化和杂质模式

在发现的数千座墓葬中，有许多在古代被洗劫一空。仅发现少量青铜器丰富的墓葬（超过100件）完好无损，其中一些青铜器（包括武器和礼器）具有成分分析：Fuhao、M1004、M54、M160和M1046。

从一些优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中，可以通过与甲骨文记录中的相同名字相关联来识别个人，例如商代皇后妇好。

在西部地区也发现了少得多的青铜墓葬，这是一个巨大的墓地，有数千座墓葬，可以追溯到的所有四个阶段，被确定为宗族成员的丛葬从陪葬品。

尤其是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祭祀品的数量和类型（人或狗），以及墓葬的大小、方位和结构可以看出，这些墓葬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与上面讨论的那五个坟墓相比的地位。

其中包括针对这些人的各种其他因素，例如社交网络、性别、出身、家庭背景、个人能力或职业。然而，由于基本目标是捕捉冶金实践的广泛模式，有必要将这种概括应用于复杂社会等级的范围。

这些拥有青铜器的人不仅代表了金属总消耗量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完全公开的化学成分数据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寻找的只是广泛的模式，基于跨不同金属组合的最大可能数据库，而不是任何详细的案例研究。因为到目前为止，化学分析和挖掘信息都没有公布支持此类个别调查。

此外，这些模式在特定考古背景下具有统计稳健性和可重复性，为此处介绍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出发点。

中部青铜时代与铜相关的合金元素主要是锡和铅。通过观察一组金属物体中锡和铅的分布，可以识别出高等精英和低等精英之间的一些截然不同的模式。

在这项研究中，术语组合是由发现物品的墓葬定义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锡分布的两种基本模式。

对于富豪青铜礼器和M1004出土的兵器，均被定义为上流精英，它们呈现出围绕特定值的正则对称分布（近似正态分布）。这可以解释为故意控制合金化过程的结果，考虑到单一的目标成分，这在此处称为初级合金化实践。

这种初级合金化实践的过程似乎不仅指添加锡或铅的百分比，而且还指铜的质量，化学上非常纯净，表明它是高度精炼的。

这里我们称这种铜为原生铜（如原生合金），其中含有极少的杂质。此外，与初级合金化实践相比，第三阶段下层精英的船只和武器都呈现出典型的倾斜模式，或不对称分布。

这可能是几个过程的结果，例如物体是由不同的合金配方制成的（由不同的铸造厂实施或由不同的顾客要求），或者混合和回收成品/铜锭，导致控制不佳和（通常）稀释的（较低的）合金成分。这组情况在这里被定义为二次合金化实践。

鉴于埋葬在西部地区的人的地位远低于女王和国王，有理由认为他们没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初级合金制造的物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混合和回收更有可能发生在这些低层精英身上。

初级和次级合金化之间的对比可以在第二至第四阶段的许多其他高精英或低精英金属组合中看到。M1004的武器、福豪和M54的器皿、M160和M1046的器皿中锡和铅的分布规律均表明为初级合金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埋藏在西部地区的属于低层精英的器物更可能遵循二次合金化的模式。与三期西区兵器船型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日期为II期和IV期的也显示出典型的偏态分布，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合金元素的变化。

当合金成分在第三阶段发生重大变化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从高锡配方变为高铅配方，特别是对于高级青铜器。

普遍的说法是，自三期以来，即使是生产高级物品，锡也普遍短缺。因此，铅成为明显的替代品。M1046中的器皿是一个高级墓葬，有123件可追溯至第四阶段的青铜器，其中的铅含量惊人。

更有趣的是，在三期高贵墓葬M160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器皿（高锡低铅）和武器之间合金化的明显差异。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这些含铅量高（超过20%）的武器完全是为了埋葬而不是为了功能目的而制造的，这可能是仪式信仰改变的结果。

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陪葬兵器”，尤其是从类型学角度看最常见的商代兵器戈（武器），它们都属于一个特定的类型。

弯柄无底武器斧根据这些含铅量高的轻薄武器的材料特性，另一种解释是它们对礼仪展示有效和武术表演，展示武术霸权和力量。

这表明它是有意添加的，但没有像锡那样大量或受控。在西区组合中，二期和四期的船只也很特别。它们的锡或铅分布显示出初级合金化模式。

检验表明，在第二阶段，低级精英和高级精英组合的青铜礼器中锡含量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缺乏低等礼器的数据。

然而，如果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这一点，那么它表明在第二阶段锡的供应足够丰富，足以支持为高低精英生产礼器，尽管必须需要大量的锡。它们的合金化模式是高级精英的合金化模式，表明比后续阶段直接为低级精英制造的合金化控制更好。

如果初级合金化是专为生产高级精英青铜而保留的技术，那么包含初级合金化信号的第二阶段低级精英组合的一种可能性是，它们最初是根据高级精英配方制造的，随后由高级精英提供给低层精英。

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阶段获得的数据数量少，导致比较不精确。另外四种武器造成了倾斜图案的尾部，它们没有锡，只有3%、8%和12%的铅或只有4%的锡。

与高级精英武器相比，这种合金化模式似乎不太好控制，并且会导致在实际战斗中功能较差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武器可以由不同的铸造厂制造，配方可能不同，使用低质量金属用于不同目的。

通过包括来自整个青铜时代的多种主要金属组合，展示了更广泛的图景。这些组合也被定义为来自相同考古背景的物体，例如单个坟墓或单个仪式坑，并且与材料的年代大致相同。他们都表现出类似于低层精英的合金化模式。

唯一表现出主要合金化实践的金属组合是高级精英的金属组合。这表明高级金属的制造过程不仅在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青铜时代中部其他地方也没有被复制。

虽然说大规模回收由三元合金制成的物体会倾向于产生具有平均成分且分布曲线趋于正态分布的组合，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商代的背景。

这样的过程将需要大量的回收事件来使成分均匀化到高级精英集合中所见的程度，这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太可能。大多数晚期商代青铜器中锡和铅的巨大差异无法通过混合和回收来平均化。

然而，扭转论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与西区一样，千张大、兴安、三星堆和汉中金属组合中合金分布的广泛范围可以用多种可能性来解释。

除了混合和回收之外，这些组合可能由不同铸造厂或不同时期制造的物体组成，甚至可能由不同批次的金属来源供应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配方。

我们总结了根据年代顺序划分的高级金属组合和低级精英墓葬的当前可用化学数据的杂质模式（基于微量元素）的变化。

这表明铜要么是从一种或有限数量的非常纯的铜源（可能来自高级孔雀石）中获得的，要么是经过更仔细的提炼（因此更容易挥发的元素，如砷、锑或锌以较低浓度保留）。

否则的话，想要达到如此纯铜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可能想知道金属的回收是否也会导致相同的微量元素模式。

然而，我们认为涉及精炼的解释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根据热力学，仅通过重新熔化很难将低于0.3%的砷含量去除。尽管M1046金属组合中的所有其他微量元素浓度都非常低，但铁作为一种异常现象脱颖而出。

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组合，例如特定的矿石来源、冶炼温度、与方铅矿相关的铁，这些因素尚待了解。

高级和低级金属组合之间杂质变化的比较。然而，西部地区低精英金属组合中各杂质元素的变化，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比高精英数据中的变化大得多。这意味着这些物品是由一种或多种精炼程度较低的铜制成的。

鉴于锡或铅的添加有时似乎不太好控制，有理由假设用于低端青铜器的铜可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混合和回收的可能性应该是经过考虑的。

金属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概括为两条线模型上线对应于使用优质原材料通过初级合金化生产金属物品，只有高级精英才能使用。

然而，其中一些物品可能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奖励或赠与等过程最终进入低层精英的墓葬。下线的产品面向低端精英，基于二次合金化做法，采用来自多个来源或铸造厂的相对低质量或回收金属。

三、笔者认为

金属的混合和回收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选择。在看来，它是可选的而不是强制的，做出这样的决定不仅涉及技术或经济因素，还涉及社会因素。

此处呈现的表征和比较显示了青铜器中的各种化学模式，说明了高度复杂的金属生产和消费系统。然而，总体趋势相当明显。

与欧洲的剑等高价值物品一样,上层人士拥有的物品，尤其是青铜礼器，似乎不太可能是通过回收或混合制成的，因此更适合进行出处研究。

回收不仅出于经济考虑，还受到许多其他需求的驱动。在这里，我们提供另一个案例研究，其中社会、文化和仪式价值会影响青铜时代金属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

考虑到整个社会对金属制品的需求量惊人，不难想象，人认为最“尊贵”的金属，都是上层精英的专属，下层精英得到的金属质量较低。

两大类的协同作用使一方面能够维持其整体金属生产，另一方面也可以操纵这些物品的分布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多种社会、官方和仪式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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