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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伯城(1922-2021)。

观景楼是著名出版人、学者钱伯城先生的书斋名，他的随笔集《观景楼杂著》即得名于此。《观景楼杂著》自序曰：“京戏《失空斩》里诸葛亮有句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他观的只是山景，但世事皆景，世人皆景，花花世界何处非景，是观之不尽的。因观景而生感，因感而发为文章，这便是有感之文了。这次编集子要题个书名，想到‘观景’二字，即以名所居小楼。楼小景多，内容既杂，故又缀以‘杂著’之名。”

钱先生大半辈子以编辑为业并以编辑名世，他也以此自豪，如他在《观景楼杂著》自序中所说：“我的本行是出版社编辑，一做就是几十年。偶尔为文，也不多。编辑这个行当，‘为他人作嫁衣裳’，社会舆论每为之不平，我却至今不悔，甘之如饴。照我的看法，编辑还只能说是‘为他人补衣裳’，做点从文字到论点的修修补补工作。但经过自己手的修补，出来一件崭新漂亮的衣裳——书籍，是他人的，却像自己的一样，这喜悦之情也只有编辑体会得到。还有一说，编辑不能成家，只能叫‘杂家’，这也含有一点轻视之意，‘打杂’的专家。我则认为‘杂家’不易做，他是审定判断专家或非专家著作的一家，他是‘衡文公’，衡天下人文章的，什么知识都要懂一点，非‘杂’不可，而且立足点更要高。”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对编辑工作性质的认识；而其中编辑“是审定判断专家或非专家著作的一家，他是‘衡文公’”等语，则对做好编辑工作提出了要求，并流露出自豪之情。钱先生是以此标准要求编辑的，他做编辑也是达到这一标准的。2021年11月3日，钱先生在上海走完了他百年的人生之路，他几乎完整地见证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因此，撰文回顾他的生平事迹，不仅是对前辈的纪念，而且也是为出版史提供资料。

一

钱先生是江苏常州人，1922年2月生于一个职员家庭。他早年的经历非常丰富。1927年随父迁往汉口，1932年毕业于汉口道生小学。1934年8月考入常州中学读初中。1937年7月至1938年9月，他分别在上海、汉口的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可以说是与出版初结缘分。他自幼酷爱阅读，在生活书店刻苦自学，还一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赴重庆，在卫生局任练习生。此后五年间,先后在重庆的两家兵工厂和火柴专卖公司任职员。1945年初，入重庆《正气日报》社任编辑。同年冬，赴上海《文汇报》社任资料员，其间兼任江苏货物税局职员。1946年4月回常州任江苏货物税局职员。不久，入常州柏桢中学任教员。1947年10月至1949年10月分别在上海、台湾任招商局轮船公司业务助理员。1950年3月经招聘，到长春市第二中学任教员。1950年9月起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任内刊编辑。1952年9月又转入沈阳财经学校任教员。十多年流转不定的生活、十几个不同岗位的工作，给了钱伯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观察社会的能力。

1954年1月，钱先生调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从此他再也没有换过职业，开始了几乎从事大半生的出版事业。新文艺出版社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的专业出版机构，1952年6月1日由海燕书店、新群出版社、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等四家私营出版机构合并改组而成，定位是“以出版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全国性文学专业出版社”。首任社长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1912—1998），总编辑是晚年盛名不衰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1920—2008）。新文艺出版社有两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负责现当代文学，主任为作家梅林（1908—1986）；第二编辑室负责翻译，主任为以笔名辛未艾名世的翻译家包文棣（1920—2002）。还特设一个原稿整理组，专门对编辑室发出的书稿在送出版部门前做文字包括语法、文句和标点等的检查，组长为王勉（1916—2014）。1953年10月，刚辞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一职到上海工作的李俊民（1905—1993）接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是老革命，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学者，社里的同志尊称他为俊老。他的到来，改变了上海的出版格局。1954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没有了专业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李俊民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古典文学编辑起初只有钱伯城一人，挂在第一编辑室。在李俊民的直接领导下，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同分工，拟订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规划草案，这个草案在随后几年成为上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基础之一。他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书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等。他还参与策划编辑了一套中国文学名著选读丛刊，选辑历代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等，请郭绍虞、刘大杰担任主编。新文艺出版社特地借上海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主编会议，由李俊民、王元化主持。会议确定了编选者人选，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随后陆续出版朱东润选注的《左传选》，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的《楚辞选》，顾廷龙、王煦华选注的《汉书选》等，其中《左传选》《楚辞选》是钱伯城担任编辑的。

1956年11月1日，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同意，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为专业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钱伯城和王勉转入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任出版社秘书。为了办好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受到“胡风案”株连的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还动员了自己的老友、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李俊民“常戏称他主张‘人材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何满子《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2日)。“俊老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导风度，使编辑部同仁精神振奋，干得有声有色”（《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58年6月1日，经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钱伯城又转为中华上编编辑。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他这一时期参与编辑出版的书有《苏舜钦集》《汤显祖集》《茶余客话》《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1962年，中华上编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首辑作者有平心、杨宽、蒙文通、蒋天枢、朱季海、陈子展、夏承焘、周予同、唐长孺、俞平伯等，均为文史学界的一时之选。这个刊物由编审刘拜山（1909—1965）负责。钱伯城也参与了创刊工作，并曾致函陈寅恪先生约稿：“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复为感。”陈先生复信说：“拙著‘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开付印。目前实无暇及此。来函所云一切，未能从命，歉甚。”钱先生曾向笔者回忆起当年约稿的情形。当时，陈向平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守实先生处借得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油印本一册，在编辑部中传观。陈向平对陈寅恪先生十分推崇，编辑部同人对于陈寅恪先生论文的创见都钦佩不已，遂趁《中华文史论丛》创办之机，向陈寅恪先生约此稿。虽然，《论再生缘》当时未能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但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在李俊民的支持下，仍由钱伯城任责任编辑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第八辑首次在内地刊登了《论再生缘》一文，遂了十多年的心愿。

编辑工作之余，钱伯城还撰写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有《辛弃疾传》（署名钱东甫，作家出版社，1955）、《司马迁的故事》（署名阳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唐宋古文运动》（署名钱冬父，中华书局，1962）等。他推崇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及其作品，1961年起以五年之力为袁宏道诗文作笺注，完成了百万字的《袁宏道集笺校》。此书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详备博洽著称，为袁宏道及明代公安派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几年，他还整理出版了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编选出版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选注》初集、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5，署名成柏泉）；评点出版了《新评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对各篇小说加以评点，融入对世相人生的看法，显示出贯通古今的识见。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华上编的出版工作立即受到冲击，先是改名为“解放出版社”，后并入重新成立的综合性大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摘帽右派，钱伯城再一次受到冲击，免不了挨批斗，1970年被下放到上海四新锁厂当工人。

1977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撤销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恢复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的建制。据此，在原中华上编和大社古籍编辑室的基础上恢复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定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命李俊民任社长、总编辑。钱伯城也恢复了编辑工作，着手《中华文史论丛》的复刊。继发表陈寅恪遗稿《论再生缘》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又发表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这是拨乱反正后中国大陆首次发表胡适遗稿，在学术界产生了热烈反响。1981年11月，钱伯城被任命为《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室主任。当时编辑室有三四位编辑，除了编辑出版每季度一辑的《中华文史论丛》外，还积极开拓选题，编辑出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艺风堂友朋书札》《宋史研究论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为了祝贺以研究中国科技史闻名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由胡道静担任执行编辑，《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出版了16开100万字精装一巨册的纪念性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中文版二种；国际版用原文付印，包括英日中三种文字），收有11个国家32位知名学者撰写的论文，成为当年的出版盛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可以说是《中华文史论丛》影响最大的时期。

1984年10月，上海市出版局任命李俊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名誉社长，钱伯城为总编辑，魏同贤为副社长、副总编辑。曾经受到“胡风案”株连的王元化此时已平反复出，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了解并器重钱伯城，三十年前钱伯城调入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就是与他联系并得到同意的。由于李俊民当时年近八十，已在家办公，所以社里的日常工作就由钱伯城负责。协助他工作的魏同贤时年54岁，在出版方面积极开拓、勇于担当，与钱伯城一起策划出版《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等大型集成性文献项目，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记得进社后不久，钱先生作为社主要领导召集我们新入职的编辑谈话。除了对我们提出要求和寄予希望外，他还谈了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他认为，编辑并不仅仅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还是天下衡文的人。投到出版社的书稿，无论作者有多大的名望，都要经过编辑的审阅。从这一点来说，编辑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当然，编辑要做到公正准确地衡文，自己也要有学问，不仅能看得懂作者的稿子，而且还要有补正作者疏误的能力。钱先生说这番话时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编辑工作的开展，我对钱先生的这番话有了深切的认识，并体会到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特色之一，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几十年来能够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出版重镇之一的重要原因。

1988年3月，钱伯城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参政议政，尤其关注法制和城市文明建设。1988年10月，上海市出版局决定实行社长负责制，由魏同贤任社长，聘钱伯城为总编辑。钱先生在选题方面积极开拓，并亲力亲为，主编出版了《古文观止新编》，对原书篇目进行了重大调整，新选名篇达一半以上，入选作家几增一倍，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他还与魏同贤等主编《全明文》并出版了首二册，参与编纂出版《中华大典》丛书的筹备工作。在他任职时，我仅因编辑发稿等事务与他有过不多的接触，但也能感受到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学者，钱伯城并非泥古不化，也关注学术新潮，视野开阔。他曾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继承与创新之冲突与融合》一文，这是他1989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主办“中国学术之承传与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他在文章中写道：“‘继承’在其对旧事物的扬弃过程中（亦即孔子所谓‘损益’），事实上已经是以新的目的、新的立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为前提的，即包含了一部分‘创新’；同样，‘创新’把对旧基础的清理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也就是历史起点），因而就在一个更广泛和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了‘继承’。在这个层面上，继承与创新不过是在超越旧事物过程中的两条互相联系的思路，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互为冲突的文化发展理论。当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是以儒学传统为主干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时，这种对立和冲突的意义就显得尤为深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许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历史选择。”他认为：“‘继承’和‘创新’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融合。……对待传统文化的最积极态度，应该是对民族形式的继承保留，和对价值规范、哲学系统的创新开拓。……‘继承’有助于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创新’将实现对全人类文化的认同。”

三

1992年11月，钱伯城卸任，次年9月退休。退休后不久，他还继续担任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协助老领导、组长王元化从事规划一些上海古籍整理项目，其中有元化先生请他出任主编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这套丛书由元化先生提议出版，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社里安排由我负责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也因此开始与钱先生有了较多的来往。同时，他还应邀为一些出版社编辑、审订书稿，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的《传世藏书》。这套书精选我国历代重要典籍一千余种，并标点整理，横排简体字出版，字数达2.5亿字、123册；由季羡林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城、戴文葆主编，钱伯城、戴文葆两位出版家在具体编务方面出力尤多。钱先生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和组织能力，邀请了上海一批知名学者从事这套丛书的古籍整理工作。

耄耋之年的钱伯城先生，始终关注时事，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动态，不废阅读，勤于思考和写作，尤其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研究充满兴趣，对历史人物乃至出版社老同事的评价都很关注，并把所思所忆等行之于文中，撰写并出版了《泛舟集》《观景楼杂著》《问思集》《回忆中的师友群像》等著作。我想这与他历经沧桑有很大的关系吧，他努力从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遭际的回顾中寻找原因，得出教训，以为借鉴。出版社老同事去世有悼词的话，他得知后会让社退管会给他寄一份看。十几年前，我开始撰写一系列回忆评价前辈学者、出版人的文章，发表后他见到了经常会来电与我探讨评价的尺度和一些往事的细节。他对特殊年代的人事有着清晰的记忆，曾经与我说起谁谁谁揭发过他，贴过他的大字报，而他从来没有揭发过他人。他曾回忆自己与胡道静的交往时说：“我们在最困难的不敢觌面交一语的日子里，默契一条做人底线：决不落井下石，卖友求荣；决不狗咬狗（指批斗会和大字报），邀功请赏。”（《为〈胡道静文存〉出版写的推荐书》，《回忆中的师友群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因此，他特别重视气节这一中华民族据以自豪的最高人格品质，特地写了《说气节》（见《问思集》）一文，指出：“进入新时代，一些传统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需要接受新社会新思想新眼光的检验，这是必然的道理，也就是做人的气节，则是古今一致的。古人讲气节，今人也应讲点气节。古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新时代难道能说做人可以不忠不信吗？”我曾经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从柳雨生到柳存仁》一文，揭出杰出学者柳存仁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柳雨生为名从事汉奸文学活动的史实，指出：“不能因为柳先生后期杰出的学术成就而遗忘他早年不光彩的经历。”钱先生见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王勉都称赞这篇文章，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还这么讲气节。我知道这是老先生对我的鼓励。

2013年起，我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几乎每年两次去钱先生家看望，他会问出版社的情况，也会谈对时事的看法，间或回忆起故人往事，说一些掌故。2017年，我随市委宣传部领导去他家中祝贺他95岁华诞，他还向领导介绍当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重要意义，建议工具书索引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此后几年，他因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渐渐地不认识人了。目睹一个智慧的灵魂渐渐远去，怎不令人感伤感慨。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