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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即因书籍文字触犯统治阶层的忌讳而获罪。《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现时可知最早的文字狱,应该是公元前548年齐国太史兄弟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而相继被权臣崔杼杀害的事件。虽说史学家将其归类为文字狱,但我认为这更应该是“史官为记录事实而不惧死”。到清代时,文字狱达到了顶峰,禁书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远超过明代。
今天我想从一个故事说起,讲一下清代的文字狱,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一些误解。雍正四年在江西乡试发生了查嗣庭试题案,这个故事的起因是,在江西乡试中,主考官查嗣庭出的题目有一道是“维民所止”,让考生以这个标题来写作文。这种考试基本都是从四书五经里面选题,让考生写议论文,但是只能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不能自由发挥,而且还要有固定的格式,叫做八股取士。
至于这个标题,此句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按照今天的白话,字面意思是说,“你看我们国家的边境线如此漫长,国土如此辽阔,到处都是人民可以随意选择的安居之所。你就随便走一走,看一看,你喜欢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吧。”这就叫维民所止,这其实是儒家对于国家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描述,国家不是让人感到害怕和受约束的地方,而是给人们提供安全感,让人们生活的惬意和安心的地方。当然了,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维民所止。
但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查嗣庭被人告发了,说维止二字是雍正两个字去头。你看雍字去头是维,正字去头就是止,所以维民所止就是雍正去头,这简直是谋逆之罪。上报上去,雍正皇帝一听就恼怒了,“你敢去我的头,我先把你的头去了。”如果按照香港武侠电影的节奏,雍正确实会这样做。
不过呢,我们对清代文字狱的理解是有错误的,皇帝不是一听到举报就勃然大怒,立刻大喊“来呀,把这个人绑了,推出午门之外斩首。”其实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推出午门之外斩首这种事,这完全是小说和戏曲的戏说。查嗣庭是在被捕的第二年死于狱中,后来仍被戮尸枭示,就是对尸体仍然进行了死刑,另外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这起案子,被当作清朝文字狱的巅峰案例,但是经过现代的考证,这个故事可能存在虚假的成分。我们对清代文字狱的理解,带有太多的现代人的思维。话说查嗣庭被举报后,并不是马上被抓起来,而是先派官员调查。在他所写的文稿书籍中,发现了很多对皇帝和朝廷不满的言论,还说查嗣庭编造了“飞蝗蔽天”的谣言。在那个时代,“飞蝗蔽天”很容易被解读成皇帝失德的表现,上天在惩罚他,编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是在挑唆民间造反。然后呢,再一查发现查嗣庭和雍正的死对头,几个亲王兄弟之间有来往,最后以朋党的罪名被逮捕,第二年死于狱中。
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可能永远是个迷,因为清朝灭亡后没有官修正史,材料散落在民间,没有权威的汇集和鉴别工作。以今天的立场来看,比较有可能的是,查嗣庭被举报后,触发了雍正的心结,他的皇位总是被人怀疑是从十四弟那里夺来的,他一直有得位不正的焦虑感。所以,雍正特别在意别人在他背后编排他的故事,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联想,更加要体现出为君分忧的忠心,所以就故意把这个案件往串联谋反这个方向引,去往雍正的政敌即他的几个兄弟身上引,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字狱的一种形式呢。
这个案件发生在雍正四年,正是雍正皇帝上位时间不久,高层斗争比较激烈,权位还不够稳固的阶段。最后导致查嗣庭是以朋党的罪名被定罪,即搞不利于皇帝的政治团伙,这个文字狱的文字隐射,勾起了皇帝的心魔和猜疑。但是皇帝心里也明白,他还有一个理智的底线,就是“雍正去头”这个罪名过于荒唐,拿不出手。好在下属会揣测上意,给了皇帝一个理由去消除他的心魔。
因为雍正的一些政策确实得罪了不少文人,后人为了彻底黑化雍正,就夸大了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纯荒诞的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有的查有实据,确实有不少文人有浓厚的反清思想,也去散播这些思想,比如《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中国那个时代是不是唯一个特别落后和黑暗的一个角落呢?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834年才解散,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罚终身监禁是在1633年,《明史》案是发生在1661年(顺治18年),差不多是同一时代,所以思想罪在那个时代是东西方文明所共有的。差别是,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后,西方彻底走出了这段历史。
但是清朝历史也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皇帝对汉人有没有提防?有没有神经质的时刻?这些都有,但是也有一些案件是被压抑许久的汉人知识分子不满而有所夸大歪曲的。清朝皇帝肯定存在焦虑感,他的焦虑感一个是来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一直有万一汉族人造反导致控制不住局面的焦虑感。另外一个焦虑感的来源是信息传导漏斗机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存在于所有封建独裁王朝。一条消息反馈到皇帝那里,就像是往漏斗里浇水,浇了很多,漏斗那头出来的只有一点点,因为当时信息的传播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效率很低,等皇帝知道的时候,他就必须假定“我是最后知道的一个人,而且我所知道的还是很少的,造反的思想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已经传播很久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皇帝总是有必须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够稳定局势的想法。比如在康熙50年案发的《南山集》案,这本文集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流传很久了,还有很多人为它作序,而且也经过反复几次的刊印。结果康熙下令处死了本书作者戴南山,家族其他百余人被流放宁古塔,这是相当严厉的一种处罚了。
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文字狱却达到了顶峰,荒唐程度远超任何朝代。以至于乾隆皇帝整天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赞美中,昏聩的双眼完全看不到清朝已经是一个泥足巨人,被人轻轻一推就会坍塌。
当然了,文字狱发生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应该的,都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一个社会连最基础的社会认知都可以被抛弃,要么是无极限的猜忌,要么是无极限的吹捧,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鸦片战争后,表面强大的大清被西方先进的舰炮打开国门,紧接着民怨四起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被列强轮番欺辱,这正印证了前面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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